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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个打工村的生态群像

    2019-06-02 13:05:05   转载

      村长估算,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,有七成之多。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,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。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,在这里不是新鲜事。

      2月3日,正月初九,按照民间三、六、九,往外走的习俗,河南出门务工的农民赶往火车站。河南是中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,每年向外输出劳动力1200万左右,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十分之一。牛书培 摄

      ■ 核心提示

      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,县级市邓州,又是一个务工人员输出重地。该市130多万人口,常年在外务工者超出40万人。春节前,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。

     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,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春节,也是河南50多年来最严重的冬旱期。这些身兼农民与工人的劳动者,心境也与以往有些不同。

      没人知道他们将在新的一年面临什么。他们拥有的,是自己年轻的身体,和未知的希望。

      据统计,在全国1.3亿外出农民工中,大约有15.3%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,或者没找到工作。《新京报》派出多路记者采访,今日起推出关注失业农民工专题报道,剖析农民工流出地的小村庄,寻找农业工创业的样本,体验重新找工作的艰辛。

      ■ 前言

      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,影响的不止是写字楼里的白领,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———农民工。根据统计,在全国1.3亿外出农民工中,大约有15.3%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,或者没找到工作。据此推算,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。

      失业后的农民工该怎么办?是甩起膀子自己创业,还是继续到城市寻找一个饭碗?农民工失业对中国社会有何深层影响?又该如何去迎接这些挑战?

      《新京报》派出多路记者,剖析农民工流出地的小村庄,寻找农民工创业的样本,体验重新找工作的艰辛,展现这些不容忽视的现实图景,期许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      南河池村便是邓州一个最普通的村子。

      从立冬到立春,近90天,这里几乎没下过一滴水。

      50年一遇的旱灾让孙亮的爷爷忧心忡忡。早晨起床,他总是远望村外无边的麦田,这可咋办呢?

      南河池村位于河南省邓州市辖区的西北角,这里没有机井,绝大多数农田只能靠天收。

      孙亮对此却无所谓,旱就旱吧,反正小麦也不值几个钱。

      让孙亮发愁的是,过年后,在南方那个已经不再拥挤的小镇,自己能不能重新找个饭碗。

      600多人口的村庄,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超过150人,孙亮是其中之一。他21岁,最喜欢的,不是这个一到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,而是他打工的广东惠州,那里有拥挤的夜市,来自五湖四海的哥们儿,热闹。

      早在去年11月,孙亮就回村子了。他打工的鞋厂宣布倒闭后,这名年轻的针车工滞留半月,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。

      回家后,孙亮发现,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渗进了村子里。打工的年轻人有不少失业的,没失业的也抱怨工资降了。

      年三十女方来看家儿

      到年底,孙亮的婚事才有了眉目,双方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误打工

      16岁那年,孙亮从初二辍学,下南方去了。

      一看书就头疼是他辍学的理由,这样的理由在乡下孩子中颇为常见。

      父母倒也不在乎这个。父亲考虑到大学生都很难找工作,即使让他勉强读下去,怕也没有啥好的收场。母亲则想得更远,到南方尽量领个老婆回来呀。

      孙亮对母亲这种想法有些不屑,人家的闺女又不是在野地里长大的,咱咋能说领就领?

      他还是主张走明媒正娶的路子。不过,孙亮也不否认自己面对厂里女孩时的自卑和拘谨。

      不愿意跟她们多说话,有时候也不敢。在孙亮的眼中,那些女孩们经常换手机、买新衣服,手里拎着大包的零食。

      太花钱了,咱养不起呀。年前回到村里后,孙亮家里就动员亲戚邻居给他说媒。

      在邓州的农村,男孩子想结婚,至少要有一院气派的平房,若是不欠任何外债盖的,就更好了。

      这样的平房,孙亮家有两座,加起来也有十来间。

      到年底,外出务工人员返乡,他的婚事才有了眉目,对方是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同学,邻村的。

      大年三十,女孩在多名女性亲属的陪伴下,到孙亮家来看家儿了。在豫西南,看家儿一般都是走走过场,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,陪同的亲戚提供点建设性意见。

      果然,看家儿顺利通过。不过,家长怕夜长梦多,大家商定过完年看个日子,尽快把婚事办了。

      现在,连不识字的老村民都知道了金融危机一词,孙亮和女孩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搁求职的良机。

      在两年前,随便哪个时节去南方,都有厂子可以进。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一切都变了。不少工厂门口,都站着等待招工的年轻人。而厂子内,也是月月减薪。

      从去年种麦时开始,村子就不断有孙亮这样的年轻人从南方回来,比往常早了好几个月。村民们慢慢知道,电视中遥远的金融危机,使不少厂子倒闭,打工的人失业了,只能提前回家。

      女孩跟孙亮约定,结婚后,要么她跟他南下广东,要么他跟她北上青岛,总之,不呆在村里。

      打工者回家后的闪婚

      村民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,或一场婚事,耗尽十几年的积蓄,大不了种地,饿不死的

      孙亮的经历,按照在大城市里的说法,就叫做闪婚———相亲快、定亲快、结婚快。

      不过,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婚事,孙亮并不是闪得最快的。

      同村比他大几岁的一个小伙子,在3年前,也是年底,从相亲到办婚宴,只用了3天时间。

      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,一年都只能在过年时回来一次,相亲,则是年龄越小越有优势。一旦过了25岁,姑娘难找像样的小伙,而一个超过30岁的光棍汉,在方圆只能找那些丧偶或精神有问题的中年妇女做老婆。

      家长催婚的另一个动机,是怕男孩在外被远方的女孩把辛苦钱骗光了,或者,女孩跟外地的男孩走了,远天远地,家里岂不白养她一场?

      尽管打工的生活很苦,又有经济危机挡道,但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,却也是实情。不少人一边叫穷,一边盖起成片的新房。在南河池村,发愁没有宅基地盖房的人,要超过发愁没有钱盖房的人。

      他们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,或一场婚事,耗尽十几年的积蓄。大不了种地,饿不死的。 (本文来源:村长估算,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,有七成之多。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,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。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,在这里不是新鲜事。

      仅靠种地还不行

      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有13亩地,一年辛苦下来,最多可以收入6500元

      当然,在这个村子,土里刨食的农民,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,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。

      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时,没有碑文和家谱可以考证。老人们说,他们的先人从明朝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而来。

      这里的人世代务农,直到解放后,才慢慢有人走出去,成为吃国家饭的人。改革开放近30年来,这个600多人的村子,出了十来名大学生。

      这些走出去的人,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。近几年来,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,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,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,初中没毕业,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。

      不能不打工。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,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,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,至少要10万块钱。

      在南河池村,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,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。肥料在涨价,种子在涨价,柴油在涨价,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,却年年跌,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两块多。

      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,加上政府补贴,一亩地最多可以收500元,总共是6500元。不说人情门户和小病小灾的开支,单指望种这13亩地,也要14年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,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。

      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。

      孙亮除了一个姐姐,还有个弟弟。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,每个月工资发放后,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,由哥哥寄回老家。

      三个月前金融危机影响尚不明显时,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,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。

      家里不花他一分钱,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,他能有啥意见?孙亮也不怎么花钱,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。

      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,是月光族。孙亮不羡慕他们,他认为,人跟人是没办法比的。

      在村里,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。事实上,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称,他们并没有从打工的子女那里获得什么收益。

      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。

      同村的孙芳,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,要么找不到工作,要么不适应工作。

      我脾气倔,主管拉长等当官儿的喜欢骂人,别人忍忍算了,我不忍,跟他们对骂。她当年离家时,是母亲给的路费。两年后返乡,身上不足一千块钱。

      还有人喜欢花钱。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,月收入1800元。他喜欢喝酒,又喜欢跟工友打牌,还经常买六合彩。

      村民们发现,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,现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,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。他们寄回家的钱,比年长者越来越少。

      空心的村庄

      村长估算,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,有七成之多。在邓州市,留守儿童有8万名

      语文12分,数学8分。

      这是孙亮一个远房堂侄的成绩单,那是4年前,这个名叫孙晓的小家伙还在读小学。

      现在,孙晓在邻近的内乡县读初中。这个春节,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学。

      一看书就头疼,他的理由,跟孙亮当年辍学的原因如出一辙。其实,小学刚入学的前两年,他每次考试在班里还属于拔尖的,被大家视作一棵读书的好苗子。

      6年前,他的父母赴杭州萧山区打工,将他和姐姐丢给了奶奶。

      父母在翻砂厂工作,每个月累得要死要活能落下2千多块钱。每次打电话,父亲孙大春总是教导两个孩子,好好上学呀,以后别像我和你妈这样卖苦力。

      但孩子显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。孙晓的姐姐在初中时变得越来越沉默,成绩也直线下降。孙晓则开始与一群逃学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,又常在小学门口的代销点赊欠零食。

      他的成绩越来越差,到最后,老师也懒得管他了,只是叮嘱他,别带坏了同学。

      孙晓的姐姐两年前就辍学了,现在一所技校学电脑。春节没过完,孙大春便赶到南阳,又开始为儿子找技校了。

      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,肯定让孩子受亏。孙大春吸了口烟,不过,不出去咋办?这种地能挣个啥钱?

      村长估算,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,有七成之多。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,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。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,在这里不是新鲜事。

      数据显示,在邓州市,像孙晓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万名。

      村长说,村干部们越来越担心,这些被父母丢在老家的孩子,成绩普遍很差,十年八年以后,当他们长大成人,除了出去继续卖苦力,还能干些什么?

      而对于那些失业回来的打工者,村里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的方法,至少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土地纠纷问题。(本文来源:村长估算,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,有七成之多。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,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。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,在这里不是新鲜事。

      林林总总的开支

      即使住上了新楼房,骑上了摩托车,村民们的生存处境仍面临很多压力

      20年前,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,村子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,赶着大牛车,把庄稼活儿做好,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。

      现在,这些人都老了,在寒冷的北风中,他们抄着手,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。

      家庭里的权威,也在向那些能挣钱的年轻人转移。

      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,母亲劝阻多次都没用。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,父亲开始听他的话了,天天躲着那些赌友,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。

      在村人看来,在村里,要么你勤奋,要么你聪明,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,盖更好看的房子,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。

      不过,即使住上了新楼房,骑上了摩托车,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机,村民们的处境,跟以往并无根本改变。

      4年前,河南全省的农业税取消。紧随其后的,是农资产品涨价。一辆10匹马力的拖拉机,4年前的价格是4千元左右,现在接近7千元。

      其他方面的开支,也不轻松。

      在自家宅基地盖座新房,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,需要给镇土地办交两千块的办证费。

      而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去年关于涉农收费的最新规定,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、翻建自用住房时,除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(普通证书每证5元)和《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》工本费外(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),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。

      死后也需要开支。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须火化,理由是保护耕地。但村人还是愿意花两千多元将亲人遗体火化后再土葬。

      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,也让他们感觉不安。

      我都不敢回来了。孙大春腊月二十八从杭州回村,不到三天,买年货走亲戚,就花了2000多块钱。两个孩子上技校,还得花钱。此前连续三个春节,他都没有回村子过年。来回路费贵不说,人情往来太厉害了。

      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千元的年轻人,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。天天接触重金属,他们明知道毒素会在体内沉积,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      在他们看来,即使挣来更多的钱,自己作为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。

      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

      孙亮不知道创业该从何创起,过完年,他将继续背上行囊,到沿海去碰碰运气

      大年三十这天,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,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,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,欢迎回故乡创业。

      短信没有讲究竟有哪些措施,孙亮也懒得问。

      而根据媒体报道,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,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。该市积极开辟创业、培训、基础设施建设三条绿色通道,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,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、养殖业,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,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。

      在孙亮看来,在村子里,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,却不知从何创起。

      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,十里外的镇上,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,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。村里没有矿藏,附近也没有工厂,除了没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,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夸耀的东西。

      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,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,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、玩具厂工作,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。

      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,钱越来越难挣了。村子里,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,是在南方失业后返乡的。他们有的想再出去碰碰运气,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风头。

      从事重工业的也不例外。孙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厂,在去年下半年,工作量就越来越少。老板说是金融危机闹的,我不懂啥危机,钱挣得少,我就换厂子。

      年前,孙大春蹲在人群中,跟村南头几个年轻人聊挣钱的门路。那几个人在广东好几年都没回来了,这次回来,却是待业之身。

      要是去年春上,我在那里的翻砂厂介绍进去十个八个没一点问题。今年,我不敢打这个包票。孙大春深深吸了口烟。

      与城市人对失业的敏感不同,这些出去打工的农民工有着随遇而安的朴素想法。

      孙亮离开南方时,是失业的,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?应该可以吧,我弟弟还在那里呢。

      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,在他打工的惠州黄埠镇,鞋厂倒闭了三分之一左右。倘若继续倒闭下去,我也只好换个地方了。

      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,将继续背上行囊,到沿海去碰碰运气。

      他们美好的期望,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,一年接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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